原只是單純新藥試驗解盲，浩鼎案最後被控涉及內線交易外，還衍生貪瀆、行賄的案外案；關鍵即在於浩鼎與中研院的技轉合約。要正確解讀技轉的產學合作關係，必須從美國拜杜法案談起。
知名國際期刊「經濟學人」(The Economis)曾評價美國1980年頒佈實施的「拜杜法案」，為「半世紀以來美國最具創見的法律」。「拜杜法案」，正式名稱應為「1980大學與小型企業專利程序法」(U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Procedures Act of 1980, 35 U.S.C. 200 et seq.)，是1980年由美國參議員 Birch Bayh 和 Robert Dole所提出；其受到如此推崇，主要是觀念和做法上的創新，大舉開放民間可移轉由政府資助研發的成果，澈底改變了產官學研的互動生態。
在這項法規鬆綁之前，美國贊助的科研成果和研發專利，都屬於聯邦政府財產；「拜杜法案」後，美政府將此研究成果的專利申請權歸屬資助的學研機構及發明人，只要經過客觀、公正的評估機制，即可將技術移轉民間企業開發，專利擁有者或發明人則獲得技術授權金和報酬。
受此鼓舞，以美國大學為例，對照立法前後1979、1997 年所取得的專利成長了近十倍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均來自生物醫學領域；因為生技產業是典型的知識經濟產業，專利對智財權的保護，是生醫發展的重要基礎，也被視為國勢強弱的重要指標。
美國是當今生技產業發展最成功的國家，不論就技術面、財務面、法規面、政策面，均值得取鏡學習；故而我國在1998年亦三讀通過「科學技術基本法」，目的在獎勵科技人才，提升科技水準，並將研發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或利用，以帶動產業發展，增強國家競爭力。
問題是，這樣的創新立法，與傳統公務員唯恐「圖利他人」的思維大相逕庭。浩鼎案中，檢方指控翁啟惠因期約及收受賄賂罪，其主導中院技轉浩鼎，構成公務員「貪污治罪條例」貪污罪嫌，且未揭露利益衝突關係，違反中研院《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》內規，最後以「違背職務行收賄」起訴。這項認定，即與 「科學技術基本法」創作人/發明人得依法取得被授權廠商股權的規定相悖。
「科學技術基本法」的精在鼓勵將學研機構研發成果技轉廠商，這樣政府才可望回收研發投資，而產業從研發成果找到產業或生產或商業發展新方向，亦可提高競爭力；因此，其本質不同於出售公有財產或執行政府採購案。廠商可依法取得技術授權，並無行賄之必要。
中研院幾度發布聲明，說明中研院技轉浩鼎流程沒有弊端，技轉事務由智財技轉處負責與廠商談判授權條件，再交由秘書長及副院長簽署決行，並未呈送院長層級核准。在技轉過程中，翁院係以技術創作人身分參與，接受相關諮詢，非執行公務的人員，並無「國有財產法」、「政府採購法」及「公務員服務法」之適用。
其實，有關技轉，傳統思維還存在另一個迷思：是否由中研院技轉，即是成功的保證？廠商經評估覺得中研院研發成果符合其需要，在完成合約、交付技轉合約金之後，不僅要繼續投入相當人力、物力和資金開發，也需承擔不小的風險。
以浩鼎技轉的癌症疫苗為例，從技轉之後的研發、臨床試驗到成功上市的漫漫長路，充滿了不可測的風險，且投資幾近天文數字。如以為由中研院技轉，即意味成功或市場保證，可能造成事實認定偏差。過去就有數家和中研院合作的技轉廠商，因開發失敗、不甘損失，甚至一狀告進法院的實例。
看似複雜的浩鼎案，相關中研院與浩鼎技轉部分，檢方的指控成立與否，關鍵仍在於：當事者是否藉院長職務主導技轉案發展？此仍有待司法審理一一釐清，但，它給社會的一課，則是：如何在「科學技術基本法」的遊戲規則中，建立產官學研、乃至社會的多贏局面？切勿因浩鼎案，讓好不容易來自技轉的生技活水因而乾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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