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經基亞事件和浩鼎案風波後，投資人對新藥臨床試驗解盲的定位，可能意味著高風險，結果往往是一翻兩瞪眼。事實上，解盲結果並不是非黑即白，即便解盲達標，也非一竿進洞，表示藥證就可到手；反之，解盲未達標，也不代表新藥失敗。這才是投資人正確解讀解盲結果所應建立的觀念。
藥物上市前要測試其臨床效果，經常採用雙盲試驗，也就是將受試對象以隨機分配方式編入對照組及實驗組，對照組給予安慰劑，實驗組給予測試的藥物；雙方的試驗條件控制完全相同，無論是受試者、醫護人員或觀察試驗進行的實驗人員，都不知道誰是對照組或實驗組。直至研究結束，才進行資料解盲與分析。
所謂解盲達標，亦即使用測試藥物的實驗組，顯示比服用安慰劑的對照組更好的療效，且其差異達到統計檢定上的顯著意義，亦即P值小於0.05( P-value < 0.05 )。
不過，單靠P 值來判定藥物是否有效，仍存在一些盲點。解盲公布臨床數據，並非像彩券兌獎一般，只看它過關與否；P值是重要數據，卻不是唯一的標準，尤其解盲的臨床數據判讀非常複雜，除非好得不得了或療效很差，否則，大部分試驗結果都落在中間值，需要專家就新藥的安全性、存活期、免疫反應、生活品質、目標疾病是否仍乏有效治療、是否對某些特定族群有效等，各項條件加以分析、評估。
例如一個新藥試驗解盲結果，其P值僅低空掠過，且臨床上還伴有很大的副作用，但其適應症仍乏有效的治療選擇；在這種情況下，查驗登記的法規審核往往採取彈性思考，只要仍有病人可能從用藥獲益，仍會核發藥證。反之，同一解盲結果，但目標疾病已有其它新藥選擇可用，要拿到藥證機會就相對很低。
那麼解盲未達標呢? 是否就代表這個藥從此失敗？
那也未必！以抗晚期黑色素瘤的「溶瘤病毒新藥T-VEC (商品名稱Imlygic)為例，其主要療效指標／總體存活期（OS）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( P = 0.051 )，但Imlygic安全性高，加上當時治療晚期黑色素瘤的新藥不多，因此，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（US FDA）仍在2015年10月批准Imlygic上市。FDA很少單獨採用一個數據來判定新藥核准與否。
各地區法規差異，也可能讓同一達標的新藥解盲數據，在不同國家區域，遭遇不同的結果。例如，近期智擎與Nanobiotix共同開發的PEP503 第二/三期臨床試驗解盲結果達標( P = 0.042 )，依此一結果可加速歐盟(CE Mark)的認證，卻不一定能直接申請美國與亞洲新藥藥證。
這是由於歐盟對PEP503認定為醫材，而美國與多數亞太地區國家卻將其定位為新藥；「如果PEP 503要申請藥證，可能該第二/三期試驗的樣本數仍不夠。」一位分析師表示。由此可見，各國法規差異，也可能讓解盲達標的新藥/醫材有不一樣的命運。
以浩鼎解盲的OBI-822 001試驗為例，當初臨床設計也是第二/三期，前面45名病人是二期，接下來三期若達標，在台灣可視為可申請藥證的樞紐性試驗；但在美國，則是概念性驗證(Proof of Concept)試驗，這就是兩地法規差異。假設這次浩鼎解盲達標，浩鼎也可以據此和美國FDA溝通，爭取核准新藥藥證。
因為該試驗是以轉移兩個器官以上的末期乳癌病人為對象，這些病人仍乏可兼顧安全性、生活品的有效治療；這也反映台美兩地藥政機關的立場差異；台灣TFDA(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一般著重藥物監理的角度，而美國FDA多從病人福祉出發。
浩鼎乳癌新藥OBI-822第2/3期解盲算失敗嗎？
其實不然。其解盲結果，試驗組確實沒有在統計檢定上勝過對照組，但除了顯不顯著的冰冷數字外，透過此次解盲，卻得到了更多關於醣疫苗與醣類藥品的科學證據：對於有產生抗體的患者而言，其療效確實相當顯著(P=0.001)(待查)，且「療效和能產生的抗體量呈高度的正相關」，這也是為什麼解盲後，浩鼎能以該結果登上2016 ASCO(Oral Presentation)的原因。
再者，從浩鼎的解盲結果，也得知了患者能產生的抗體量(IgM、IgG)強度比例分佈，以及因產生抗體所造成的浸潤效應對臨床試驗的影響。透過上述科學證據，能更精準地去設計未來的臨床試驗，並建立一套篩選病人的模式，以符合精準醫療的趨勢。
浩鼎董事長張念慈曾評論解盲結果雖未達標，卻是「科學上的成功」，因為這個解盲所得到的科學證據，比統計檢定是否過關來得更重大；可見解盲結果不一定能為新藥開發成敗定江山，產業界和投資人都必須接受一再的「考驗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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